在樓市面臨所謂“拐點”的社會心态下，我們不妨借機深入反思“限購”本身的功過得失。

　　最近，呼和浩特率先放開限購的烏龍事件引起輿論關注——6月25日，該市房管部門發布文件，稱該市居民購房不再需要提供房屋套數證明，但文件于當日下午被以“打印錯誤”為由從官網撤下；26日，其官方網站發布更正聲明，稱将文件中“含二套住房”改為“含二手住房”，即：取消商品房銷售方案備案制度，居民購買商品住房（含二手住房）在辦理簽約、網簽、納稅、貸款以及權屬登記時，不再要求提供住房套數查詢證明。

明眼人不難看出，“一字之改”并未本質上改變文件的中心思想。此文件的“改後重發”，意味着呼和浩特成為“全國首個正式發文确定放開樓市限購的城市”。專家認為，這一做法将對其他城市形成示範效應，一些二、三線城市将會跟進。這種聲音正在日益成為主流——因為就在呼和浩特發文取消限購之前，已經有南甯、天津、無錫等數個城市變相或曲線為限購松綁。而商業機構發布的研究報告則顯示，在國内大中城市中，溫州、西安、福州、杭州、沈陽、青島等15個城市存銷比超過20個月，地方政府正面臨限購松綁的沖動。

當然，從整體上判斷，目前盡管經濟下行有所壓力，但從目前各方共識來看，中國已不大可能再押寶于房地産的拉動效應；同時，國家花了3年時間剛剛建立起剛需主導的相對健康的樓市，貿然全面放開限購将導緻投機氛圍變本加厲，令前期調控努力付諸東流。因此，中央對涉及限購政策的調整必然非常謹慎。

　　理性看來，此前一些所謂“樓市崩盤”信号，其實更多是企業促銷出貨的個别行為，一些人以此大肆唱崩樓市，或者是反應過度、或者是别有用心。對于這些論調，不妨探尋背後的利益紛擾和心态糾結，一方面兼聽則明，另一方面也要看透紛擾。

　　同時，對部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微調，也要辯證看待。中國各地發展參差不齊、千差萬别，必須強調實事求是。個别城市松綁限購，可能确實有着“救急”的特殊緊迫性；有些地方放寬限購條件，又可能是對以往“誤傷剛需”政策的趁勢糾偏。對此，也不可一概而論，不妨多些耐心，以觀後效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樓市面臨所謂“拐點”的社會心态下，我們不妨借機深入反思“限購”本身的功過得失。在前兩年投機氛圍過濃之時，相較之其他一些揚湯止沸的調控手段，這一狠招确實起到了釜底抽薪的遏制效果。但也必須清醒：抽掉的“薪”很容易被重新放回“釜底”，尤其是在樓市與地方經濟捆綁過深的背景下，當“釜底”柴火太少，這鍋“湯”溫度過涼有些讓地方經濟吃不消時。

　　從更長遠的視角分析，抑制需求終究不該是“殺手锏”，至少不應該是終極手段。“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”，樓市的運行當然也必須遵循這一要義。改變供求關系不能隻從打壓正常的市場需求下手，而更應增加不同層次的市場供給。畢竟，人為扭曲供求關系、人為隔斷市場“無形之手”的自動調節，容易造成“需求堰塞湖”，從而一旦政策有所松綁或執行有所走樣，則地方土地沖動與公衆投機情緒極易卷土重來甚至變本加厲。這種調控動機和意願上的“上下錯配”，長遠來看既不利于樓市秩序的深層優化，又可能令政令威信向下衰減。

　　樓市治亂，必須多些“系統性重構”的決心。與當前中國經濟形勢高度對應，中國樓市同樣處于“三期疊加”階段，即“增長速度換擋期”、“結構調整陣痛期”、“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”，轉型壓力客觀存在；而鑒于中國經濟對房地産業的依存度，“土地财政”又與财稅體制改革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，樓市轉型的難度可想而知。越是在這種時候，越需要習近平總書記不久前所強調的“系統性重構”的理念、決心和魄力，絕不可再刻舟求劍、頭痛醫頭，一味添加新的政策補丁，而應該力争既求一時之效，更謀一攬子解決。(摘自廣州日報)